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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的脑袋扭过去。“那——么？”
“见鬼。”凯西说。
她这时能听清了。一种低沉的轰鸣声，一种明显的振动低音。
“它被分流器处理得细了一些，”齐格勒说，“低沉的轰鸣声。仅在两到五赫兹范围之内。差不多是一种振摆。”
没问题，凯西心想。使用声音过滤器之后，她可以听得见。就在那儿。
男人的声音插进来，是开怀大笑：“别——紧——艾米莉。”
婴儿又咯咯笑起来，声音尖利得要把人的耳朵炸裂了。
丈夫说：“差——家——心肝。”
低沉的轰鸣声停止了。
“停！”凯西说。
红色的数字定住。屏幕上的数字显得很大——11：59：32。
差不多12秒钟，她心想。12秒是前缘缝翼完全展开所需要的时间。
545航班上的前缘缝翼的确打开了。
这时候起，录像开始显示飞机急速下降，婴儿从母亲的腿上滑下去，母亲一把抓住它，她惊恐万状的表情。背景上恐惧的乘客。由于用了过滤器，他们的叫喊全都变成了一种含混不清的噪声，几乎像静电干扰的声音。
齐格勒把录像带停下。
“这是你要的数据资料，辛格顿。我敢说，没有任何错误。”
“前缘缝翼打开了。”
“听起来肯定是这样的。这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解释。”
“为什么？”飞机当时正在巡航飞行。为什么会打开？它是非指令性的，还是飞行员人为的？凯西再一次迫切期望得到飞行数据记录仪的情况。如果他们有了记录仪上的数据，这些问题要不了几分钟就会解决。可是记录仪的事进展太慢了。
“你看过带子余下的部分吗？”
“嗯，下一个让人感兴趣的地方是驾驶室的警报器，”齐格勒说，“摄像机夹在门下面之后，我就能听见声音，就可以把飞机上警报器表示的意思按顺序排好。不过那样我还需要一天时间。”
“录像带留给你继续做，”她说，“我需要你能给我的一切。”
这时她的寻呼机响起来。她从腰带上把它取下，看见：
＊＊＊约翰·马德办公楼速来
约翰·马德叫她去见他。在他的办公室。就是现在。
4
诺顿公司办公大楼下午5时
约翰·马德情绪平静——这很危险。
“只是一次简短的采访，”他说，“10分钟，至多15分钟。你没有时间去详谈细节，但作为事故分析小组的负责人，你的地位完全适合解释公司对安全承担的责任。我们是怎样小心谨慎地分析事故。我们对产品售后服务承担的责任。然后你可以解释我们的初步报告，表明事件是由一个外国维修站安装的冒牌推力罩引起的，所以它就不会是前缘缝翼事件。这样我们就主动了，不给巴克一点机会。也不给《新闻线》一点机会。”
“约翰，”她说，“我刚从音响实验室来。毫无疑问，就是前缘缝翼打开了。”
“得了吧，音响实验充其量只能是次要的，”马德说，“齐格勒是神经病。我们只有依靠飞行数据记录仪才能准确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事故分析小组做出了初步调查结论，排除了前缘缝翼。”
好像听见自己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她说：“约翰，这种搞法让我很不舒服。”
“我们现在谈论的是未来，凯西。”
“我懂，约翰，可是——”
“和中国做成这笔大买卖将会拯救整个公司。流动资金，设计改型，新型飞机，美好的未来。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谈的，凯西。成千上万人的就业。”
“我明白，约翰，可是——”
“我来问你几个问题，凯西。你认为我们的N—22型飞机有任何毛病吗？”
“绝对没有。”
“你认为它是死亡陷阱吗？”
“不。”
“公司怎么样？是个好公司吗？”
“当然。”
他凝视凯西，摇摇头。最后他说：“我要你和一个人谈谈。”
爱德华·福勒是诺顿公司法律事务部的负责人。他今年40岁，瘦弱又笨拙。此刻他紧张不安地坐在马德办公室的椅子里。
“爱德华，”马德说，“我们遇到个难题。《新闻线》这个周末要在黄金时间播出一档有关N—22型飞机的报道，这个报道对公司将极为不利。”
“有多不利？”
“他们把N—22称为死亡陷阱。”
“噢，天哪，”福勒说，“这太不幸了。”
“是的，的确是的，”马德说，“我把你请来是因为我想知道我们对此能做些什么？”
“做些什么？”福勒皱着眉头说。
“是的，”马德说，“我们觉得《新闻线》是在卑鄙地追求轰动效应。我们认为他们的节目是无知的，对我们的产品充满偏见。我们确信他们是在处心积虑、不计后果地诋毁我们公司。”
“我知道了。”
“所以，”马德说，“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能阻止他们播出这个节目吗？”
“不能。”
“我们能搞到法院的禁制令来阻止他们吗？”
“不行，那是预先禁令。况且从公关角度讲，这是很不明智的。”
“你的意思是说这样很不好？”
“企图封住新闻界的嘴吗？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那将会暗示你们有什么东西要隐瞒。”
“换句话说，”马德说，“他们可以播出节目，而我们却没有任何办法阻止他们。”
“是的。”
“那好吧。但是我认为《新闻线》的情报是不准确的，存有偏见的。我们能要求他们给我们相等的时间陈述我方的证据吗？”
“不能，”福勒说，“公平准则，包括提供相等时间，在里根总统时期就已经废止。电视新闻节目现在完全没有义务对某个内容表述各方面的不同看法。”
“于是他们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不管判断有多么不可靠？”
“是这样的。”
“这好像不合适吧。”
“但这是法律。”福勒耸耸肩膀说。
“好吧，”马德说，“现在，这档节目将在对我们公司极为敏感的时刻播出。负面的宣传将会使我们丢掉和中国的那笔交易。”
“是的，会的吧。”
“假定因为他们的节目造成我们商业上的损失。如果我们能证明《新闻线》表现了错误的形象——我们也已告诉了他们这是错误的——我们可以控告他们造成的损害吗？”
“从实践上来讲，不行。我们得证明，他们对已知事实。‘有意忽视’而编播节目。从历史上看，这一点是极难证实的。”
“那么《新闻线》对造成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了？”
“是的。”
“他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如果他们毁了我们的生意，那就是我们活该如此吗？”
“是这么回事。”
“难道对他们说些什么就没有任何一点限制吗？”
“好吧，”福勒在椅子里动了动，“如果他们虚假地描述了公司，他们可能得承担责任。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有了一桩545号航班乘客委托律师代理的官司。《新闻线》就能说他们只是在报道事实而已：是一名律师在对我们进行以下的指控。”
“我明白了，”马德说，“但是法庭上进行的指控其宣传面十分有限。而《新闻线》将向4000万观众传播这些疯狂的声音。而且与此同时，他们将通过在电视上反复播放来自动使这些意见发生作用。对我们造成的损害来自于他们节目的曝光，而不是原有的声音。”
“我同意你的解释，是这么回事，”福勒说，“但法律不这样看问题。《新闻线》有权利报道一桩诉讼官司。”
《新闻线》难道可以随心所欲肆无忌惮，对法律的意见进行不受约束的评价而不承担任何责任吗？比方说，如果那律师说我们雇人对儿童进行性骚扰，《新闻线》照样可以对此进行报道而不承担任何责任？
“对。”
“让我们假定诉诸法律并且赢得胜利。很显然《新闻线》对我们的产品进行了错误的描述，它的基础是这律师的证言，并且已经被法院所否决。在这种情况下《新闻线》会被迫撤回他们向4000万观众所作的陈述吗？”
“不会，他们没有这项义务。”
“为什么不？”
“《新闻线》可以决定什么才有新闻价值。如果他们认为审判的结果没有新闻价值的话，他们就不必进行报道。这是他们的自由。”
“那么在这种时候，公司就只好破产了，”马德说，“3万名雇员将失去工作、住房、健康保险，然后找到快餐店去开始新的工作。当我们在佐治亚、俄亥俄、得克萨斯和康涅狄格的配件供应商破产的时候，还会再有5万人失业。所有那些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设计、建造和服务于世界上最优质的飞机的好人们都会完蛋。事情就是这样的吗？”
福勒耸耸肩膀。“这个体制就是这么回事。是的。”
“那我要说这个体制恶劣透顶。”
“体制就是体制。”福勒说。
马德瞥了瞥凯西，然后又面对福勒。“现在，爱德华，”他说，“这种情况听上去真是畸形了。我们制造了一种高质量产品，所有客观的测试都证明了它是安全可靠的。我们花了好多年时间开发它、试验它。我们有着无可辩驳的成绩。可是，你现在却说，几个拍电视的人可以跑来在这里转上一两天，然后在全国电视上把我们的产品搞臭。他们这样干的时候对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而我们也没有任何办法减少损失吗？”
福勒点点头。
“实在是畸形啊。”马德说。
福勒清清嗓子。“事情并不总是这样的。不过，在过去的30年里，自从1964年沙利文事件之后，宪法第一修正案就被用来进行诋毁。现在新闻界有了更大的余地。”
“包括诽谤伤害的余地吗？”
福勒耸耸肩膀。“新闻诽谤是老掉牙的抱怨，”他说，“就在宪法第一修正案通过后不几年，托马斯·杰斐逊就抱怨过新闻界是怎样不准确，怎样不公平——”
“但是，爱德，”马德说，“我们现在不谈200年前的事，我们也不谈殖民时代报纸上几篇无聊的社论。我们现在谈的是一个顷刻之间引起四五千万观众强烈兴趣的电视节目——在这个国家里这就算是很大一个百分比啦——这个节目糟踏我们的名声。毫无道理地糟踏我们的名声。这才是我们在这儿谈论的形势。那么，”马德说，“你建议我们该怎么做呢，爱德？”
“好吧。”福勒又清清嗓子，“我总是建议我的客户说实话。”
“这很好，爱德。这个意见很有道理。但我们应该干些什么呢？”
“最好是，”他说，“你们准备好解释545号航班上发生的情况。”
“它四天前发生，我们现在还没有调查结果。”
福勒说：“你们最好还是找到结果。”
福勒离开之后，马德转身面对凯西。他一言不发，只是看着她。
凯西站在那儿。她明白马德和律师用意何在。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