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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我们之间有一次严重的冲突，那是在五十年代末。我当时与温特博恩在A 处二科工作，阿根廷有个代表团与英国政府洽谈肉类合同。霍利斯把贸易部请军情五处收集情报的事交给我们去办，并指示安装话筒来窃听阿根廷人。温特博恩和我对此都很生气，认为这是违反芬勒特一斯图尔特备忘录的举动，该备忘录规定军情五处的任务只限于负责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事。A 处二科的其他人员与我们有着同样的看法，因而我们拒绝了霍利斯的指示。好几个小时里，我们都预感到要被集体解雇。可后来霍利斯撤销了他的指示，再也不谈及此事。这是军情五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罢工，并以罢工者的彻底胜利而告终！
在搜查米切尔的办公室那段时间里，霍利斯偶尔也谈起他早年的一些事情。他告诉我他三十年代去过中国，并在那里的英美烟草公司工作过。
“那里的事真可怕，傻瓜也明白日本人在满洲干什么。太明显了，我们如果不采取行动，就会失掉中国。”
与军情五处里许多的老官员一样，他不喜欢美国人，其根源要追溯到战争爆发之前。他说美国人本来可以帮助远东，可他们拒绝这样做，他们紧紧抓住孤立主义不放。法国在远东已经失去了势力，宁愿眼看着整个地区沉没也不愿帮助我们，结果把一切都让给了俄国人。
“他们注视着，等待着，”他告诉我，“他们终于在战争结束后当毛泽东上台时，得到了中国。”
他很少提及他的家庭生活，安全局里有许多人知道他长期有外遇。他偶尔提到他的儿子阿德里安。他是个很有天赋的棋手，是霍利斯的极大骄傲（阿德里安过去常到俄国去参加棋类比赛）。
有一次，我们谈到米切尔案件时，我大胆地直述了我的观点：不管结论如何，它都说明了我们的安全保卫方面是个薄弱环节。霍利斯听了以后发怒了。
“你是什么意思？”他问。
我告诉他，我们对军情五处新招募的人的检查还没有军情五处对白厅其它部门的检查严格。
“你看看我，”我告诉他，“我从加入军情五处以来，到现在还没有受过审查。”
第二天有人就送来了一些表格让我填，从此再也没有提及此事。不久，审查程序被修改了，要进军情五处的要多填几个证明人的名字，其中一个是由军情五处提名的证明人。
在同霍利斯一起相处的那些夜晚里，最令我难忘的是他那没完没了的下流笑话，简直是我从来不曾听到过的。当他为了要从权势的奥林匹亚顶峰上降落下来和他的部下打成一片，或轻松一下时，他就把这些笑话当作一种手段来达到这种目的。有一次我问他从什么地方收集了这么多的故事。
“中国，”他告诉我，“每个人都喝酒讲笑话，这是唯一的一种消磨时间的方法。”
早一些时候，我就决定对米切尔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小书桌进行搜查，我向霍利斯要了钥匙。
“那是盖伊·利德尔的写字台，”他说，“从他办过移交以后，那张桌子就已经留在那里有许多年了……”
那书桌有两个抽屉是锁着的，我请求他批准我把锁撬开，他同意了。第二天，我带来了撬锁工具，打开抽屉进行检查，可里面却是空的。但灰尘上有四个印迹引起了我的注意，仿佛原来放过什么东西，刚刚被人拿走。我请霍利斯来看那印迹，他仿佛同我一样感到不解，尤其是我检查到锁里有刮过的痕迹，好像有人不久前打开过抽屉。
霍利斯没有说话，直接向米切尔的办公室与他的办公室相通的那扇门走回去了。我一个人干完了搜查工作。
我私下里琢磨，知道要打开这两个抽屉的人只有我和霍利斯，一定有什么东西被搬走了，甚至完全有可能是一台录音机。为什么不可能是米切尔？因为他不知道，只有霍利斯知道书桌是利德尔的。霍利斯接收了副局长的办公室，却没有书桌的钥匙？像利德尔这样的人会把书桌留下，而把钥匙拿走？只有霍利斯知道，只有霍利斯……
我抬起头向四周望了望，霍利斯正在门那边盯着我看。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盯着我看，然后又俯身看他的文件去了。
一九六三年夏季，因为米切尔要退休了，调查工作必须在这个月里全速进行，但整个事情却毫无希望地作了让步。一切都太仓促，一切都缺乏计划。完成任务有期限，霍利斯又不支持，这次行动的保密就成了问题。米切尔已感到事情不妙，最初，他发现送去给他看的文件少了，霍利斯对他接触文件加以限制了。接着，他对监视员们开始躲避，并采取了标准的反监视行动。我们从闭路电视上看到米切尔的表情显得很紧张，仿佛陷入了消沉。在他的黄金时代，他是一个瘦高个，但看上去却脸色发灰，双眼沉陷而黯淡无光。如果他的房间里有人在，他便竭力装出一切正常，一旦独自一人时，他就仿佛在受着折磨。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他有一次注视着霍利斯办公室的门悲怆地说。
到了最后一个月，整个事情几乎成了一出闹剧。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机会去发现什么。阿瑟和我促使霍利斯批准对米切尔进行审问，以便想法解决这个案子的问题。霍利斯拒绝干这种事。几天以后，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阁楼路上的这幢楼里。
“我去见过首相了，”他生硬地对房间里的七八个人说，“我想进行审问是不大可能的。”
我用眼睛的余光看见阿瑟又要再次发作。
“如果在目前阶段又发生一次叛逃事件，那就是一场灾难。”他说。他感谢大家的努力，然后钻进停在那里等候他的汽车里。这是霍利斯不懂如何管理人事的典型举动，屋子的官员全是些有经验的官员，他们拼着命在工作，可霍利斯连和我们多呆两分钟都不行。见不得人的工作已经做了，最好把这一切留给那些肮脏的工作人员去收拾！
这同样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军情六处负责监视员工作的官员叫斯蒂芬·德·莫布雷，他很年青，脾气急躁，过分敏感。他们对霍利斯的这一决定感到大为吃惊，认为他这是企图残酷地压制内部，这恰好是军情五处谴责过的军情六处在菲尔比事件上的做法。其实，即使停止调查，米切尔的事被立过案的事实也是不会消除的。D 处一科的一个高级官员尤尼·西蒙兹写了一份关于对米切尔进行调查的全面报告，他是专门负责这个案子的文书工作的。西蒙兹的报告概述了有人揭发军情五处被渗透的整个过程，结论是：军情五处内部上层很可能有一个间谍存在。报告还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即能否让美国知道这件事。
西蒙兹的报告被送到了霍利斯和怀特那里。这两位局长私下进行了商量后，便把我们召集去开另一次“星期日下午战争会议”。这次是在卡姆登广场霍利斯的家里。霍利斯和怀特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这一点从他们二位的家里可以看出。霍利斯的家是一座位于市区的旧房子，里面没有什么书。他此时穿着平时他在上班时穿的那套细条纹的深色西服。他带我们走进光线很暗的早餐室后，便立即谈到了正题。他告诉我们他想听听我们的意见，他听说有人在考虑是否要把这件事让美国知道。要同霍利斯商量点事是很别扭的，他此刻是出于无奈才这么做，语气里显得很不耐烦。
阿瑟尖刻地说，我们得设法把事情马上告诉美国，如果等证实了米切尔的案件以后再告诉他们，恐怕就会产生更坏的影响。霍利斯当即反对，认为这样破坏了盟国的关系，尤其是在菲尔比叛逃之后。
“据我们所知，”我提醒霍利斯，“美国也许会在情报资料方面为我们提供方便，以帮助侦破这个案子。我们只得去找他们，否则我们永远也得不到帮助。”
接着，霍利斯和我们两人就这个问题争论了一小时，双方的火气也愈来愈大。屋里的其他几个人——西蒙兹、温特博恩和琼斯都尽力平息着大家的火气。西蒙兹说，他觉得应该有所选择，也许可以对米切尔进行审问，但也有可能使此案就此被视为结束了。至于美国方面，他说他不太了解那边的情况，因而不好发表意见。温特博恩却很坚定而明智，他支持阿瑟那种意见，即如果现在保持沉默，等以后此案被证实，那就是更大的灾难了。琼斯终于忍不住发起火来：
“我们不是那种该死的公学，你们知道。我们都没有义务要向美国人去‘坦白’。我们要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来管理安全局。我希望你们当中的某些人记住这一点！”
可是，就是琼斯也承认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他说他经过权衡，也感到应当告诉美国人，问题在于怎样去告诉他们。霍利斯也能看出他自己抵挡不住，便突然宣布他准备去华盛顿访问。
“等冷静以后再进行这项工作不是更好吗？”琼斯问道，可霍利斯坚决不改变主意，阿瑟也尽力使他动摇，可这只是浪费时间。
“我听了大家的争论了，我已经作出了决定。”他怒气冲冲地吼起来，隔着桌子，怒目注视着阿瑟。
霍利斯差不多立刻就动身去了美国。他向那里的约翰·麦科恩和胡佛扼要介绍了情况。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猪湾事件后被解职，由麦科恩接替了他的职务。不久以后，阿瑟紧接着也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进行了汇报，然而他却受到了很无礼的对待。美国人不理解为何把这案子毫无结果地搁下来。这里被人揭发出来的是二十世纪最危险的间谍之一，这个嫌疑者最近正要从西方最重要的反间谍岗位之一退下来，但却没有被审问过，这再次表现了军情五处在一九五一年所表现的那种无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是完全正确的。
霍利斯回来以后，坚持要解决这个案子。他命令西蒙兹写一份新的报告，并指示他在考虑这份新报告时不要找阿瑟和我合作。
米切尔案既然已交给了西蒙兹，我便回到了科学理事会。我回去以后才知道威利斯更改了一项规定。他认为科学理事会没有必要再插手政府通讯总部，要我与政府通讯总部脱离一切关系。我感到十分恼火。我知道，军情五处只有争取与通讯总部合作并利用他们的设备才不会倒退到一九五五年以前那种恶劣的境地。军情五处内部几乎没有人能真正地懂得通讯总部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与此同时，通讯总部也没有人想到他们能帮助军情五处做些什么。因此我认为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应由科学理事会继续来做。可威利斯不动摇，要我离开“反小集团”，并和那些官僚们在一起。我只得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似的去找了霍利斯。我对他说我在科学理事会里呆不下去了。我告诉他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到D处去，或回A处去。米切尔案件使我尝到了搞研究的滋味，另外我知道D 处三科科长的职位至今仍空缺着。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霍利斯立即同意我去D 处的三科，可是他要我答应他一个小小的条件，就是要让我先回科学理事会去，帮助威利斯完成一项特别项目，然后才能在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