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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的门关着吗？”
“嗯。或者应该说是差不多关上了。只留了一条缝。”
“那你有没有看到或是听到什么呢？”
“呃，我当时没发出多少声音。正站在小厨房里的时候，听到饭厅的门开了——是饭厅的另外一扇门，通小玄关的。我想道，哎啊！因为安士伟先生这时候不会回来，我从门缝里偷偷地望出去，看到有个男人走进饭厅里来，走得很轻又很快，一眼就看得出他来是不干好事的。饭厅里的百叶窗也都拉下来了。他先在四面墙上轻轻敲打，好像是在找保险箱似的。然后他开始把餐具柜的抽屉一个个打开来，我起先不知道他拿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因为他背对着我。然后他走过去，把百叶窗拉起来看个清楚，这下我看到了他是谁，也看到了他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他是谁呢？”
“就是死者，胡弥先生。”
“他手上拿的是什么？”H。M。用比较大的声音问道。
“安士伟上尉的手枪，就是你放在那边桌子上的东西。”
“请把那把枪拿给证人。仔细看看，确定那就是死者在礼拜五早上从那个餐具柜里取出来的那把枪。”
“这就是那把枪。”证人说，他念着枪上的流水号，然后握在手里，他拉开弹头，再压回去，把枪口转过来，让陪审团里坐得最近的一位女士吓了一跳。“哎，有次他们开酒会闹得太亢奋，就是我去把子弹卸下来的。”
“告诉我们，你见到胡弥先生之后怎么样了？”
“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啦。他拿出一本小笔记簿，很仔细地跟里面记的什么资料查对了一下；然后把枪收进口袋里。呃，这就太过分了，我很快地走了出去说：‘哈啰。’我对到这里来偷东西的家伙不必尊重啦。这让他吓了一跳，不过他假装没事的样子，转过身来，两手背在后面，眉毛垮了下来——我敢说，他是想装出一副拿破仑的样子。他说：‘你可知道我是谁吗？’我说：‘知道呀；我也知道你刚刚偷了安士伟上尉的枪。’他说别胡说八道，他说那是在开玩笑。我听得出那种干了坏事想唬过去的语调；我可清楚得很；我知道他也明白这一点。哎，就像有一回，波费斯特黎爵爷在背心口袋里偷藏了A，K，J的牌被活逮的时候——”
“这些不用说了，”法官说道。
“很好，大人。我说：‘不管是不是开玩笑，你要去见管理员，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刚才偷了安士伟上尉的枪。’这下他安静下来。他说：‘好吧，可是你知道怎么样会对你有利吧？’我说：‘我不知道呢，老爷；因为我这辈子还没见过什么有利的事。’他用我敢打赌他从来没在银行里用过的口气说：‘要是你肯闭嘴不谈这件事的话，就能有一镑的好处。’我想我当然知道他想干什么，所以我说：‘我知道那是什么，老爷，那叫蝇头小利；这种利呀，我倒是见多了。’他说：‘好吧；十镑，这就是我的上限了。’于是他带着枪走了。”
“你收了那十镑的钱吗？”法官问道。
“收了，大人，我收下了，”葛拉贝尔一副毫不在乎而挑衅的表情回答道，“换了你会怎么样呢？”
“这不是我敢判断的事，”法官包德金大人说，“请继续，亨利爵士。”
“他带着枪走了，”H。M。摇了摇头，“后来你又怎么样了？”
“我知道他不干好事，所以我想我最好把这件事告诉安士伟上尉。”
“哦？你有没有把这事告诉安士伟上尉呢？”
“有呀。不是说因为他是个好人；而是因为我觉得那是我应尽的责任，如此而已。”
“你是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当时没办法跟他说，他去乡下了嘛，不过没想到他第二天就来了——”
“啊哈，原来，在案发的那个礼拜六他毕竟还是在伦敦，是吧？”H。M。说道。他停了下来，望着对方下巴的动作几乎到了在做鬼脸的程度，等着他回答。“你是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大约是礼拜六傍晚六点过十分的时候。他把车子开进那排公寓后面他们停车的地方。周围没有别人，所以我告诉他说胡弥先生昨天来过，偷走了他的枪。”
“他怎么说呢？”
“他有一阵子表情很怪异，好像在想什么心事；然后他说：‘谢了，这很有用。’就给了我半个克朗，把车子掉个头又开走了。”
“小子，注意听好了。在被告口袋里所发现的那支手枪——就是这支枪——这支说是他在礼拜六晚上带去准备对付胡弥先生的枪——实际上是胡弥先生本人在礼拜五就已经由那间公寓偷出去了，是这样吗？”
“这事就跟上帝造了小苹果一样实在，”证人回答道，一面朝H。M。伸出的手指将身子由证人席上俯了出去。
H。M。坐了下来。
葛拉贝尔是个很自傲又饶舌的证人，可是所提供的证词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我们知道马上就要有一场争辩了，在那位检察总长还没开口说话之前，在证人和华特·史东爵士之间涌现的敌意就已经显然可见。伦敦人在代表国家法律和其他深植心中一切的红袍法官面前，本能地就会感到畏惧和尊敬，葛拉贝尔对法官的态度可以说是柔顺到谦卑的地步；但他对检方却没有这种看法，他们在他眼里显然只是来把你干掉的家伙。葛拉贝尔想必在站上证人席的时候，就注意着他们，而且随时会竖起毛来。而华特爵士那种——绝非故意的——傲慢的眼光全无安抚作用。
“啊……葛拉贝尔。你告诉我们说你从胡弥先生手上拿了十镑？”
“是的。”
“你认为拿这个钱是很正当的吗？”
“你认为他会拿出这个钱是很正当的吗？”
“我想，胡弥先生的习惯不是现在要讨论的问题——”
“呃，应该讨论才对，你们现在就是因为那些而想把那个可怜的家伙吊死呢。”
检察总长的表情想必突然变得很危险，因为证人往后退缩了一点。“你知道什么叫藐视法庭罪吗，葛拉贝尔？”
“知道。”
“要是你不知道的话，法官大人大概得让你弄清楚。为了避免不愉快的后果，我必须告诉你，你到这里来该做的事就只是回答我的问题——没有别的。说得够清楚吧？”
葛拉贝尔的脸色苍白，好像被一条绳子拉紧了似的；可是他昂了下头，没有回话。
“很好。我很高兴你明白了，”华特爵士把他的文件整理好。“据我所知，”他斜着眼睛看了陪审团一眼，继续说道，“你是卡尔·马克思的信徒吧？”
“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
“你是共产党吗？”
“有这个可能。”
“你还没决定好吗？——你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接受胡弥先生的贿赂呢？”
“有。可是我事后马上就直接告诉了安士伟上尉。”
“原来如此。你的‘荣誉是建立在不名誉的基础上’。你希望我们相信的就是这个吗？你是不是希望我们相信，你因为两次不忠于别人对你的信任，所以就让你变得更值得信任了呢？”
“喂，这到底是在说什么？”证人叫着，一面四下环顾。
“你告诉我们说，在一月三号那天你还受雇于公爵街的欧赛大厦，你现在没有受那里雇用了吗？”
“是的，我离职了。”
“你离职了？为什么呢？”
一片沉默。
“你是给解雇的吧？”
“不错，你可以这样说。”
“原来你是给解雇的。为什么呢？”
“回答问题，”法官很严肃地说。
“我和经理处得不好，而且他们雇的人过多了。”
“你离职的时候，经理有没有给你离职证明？”
“没有。”
“可是如果你真是因为你告诉我们的那个原因离职的话，他应该给你一份证明你经历、成绩和人品的离职证明书吧，对不对？”
华特·史东并没有想到会有这个证人，可是，以他长年的经验，却知道不必有什么实际的资料就可以攻击的弱点。
“你告诉我们说一月三号，礼拜五的早上，你在被告的公寓里清理垃圾桶？”
“是的。”
“安士伟先生和安士伟上尉有多久没住在那里了？”
“大概有两个礼拜吧。”
“大概两个礼拜。要是他们离开了那么久，那为什么需要清理垃圾桶呢？”
“他们可能回来过。”
“可是你刚才告诉我那位饱学的朋友说，没想到有人会回来，不是吗？”
“过那么久就该收拾一下。”
“整整两个礼拜都没有任何人去清理过吗？”
“没有——那是——”
“我告诉你，住户出门的时候，垃圾桶不就应该清干净了吗？”
“是的，可是我得确定一下，哎，大人……”
“你又进一步告诉我们，”检察总长把两手撑在桌上，耸起了肩膀，继续追问道，“你进去做那件事的时候，所有的百叶窗全都拉下来了，而且你动作很静悄悄的？”
“是的。”
“你习惯于在黑暗里清理垃圾桶吗？”
“哎，我根本就没有想到——”
“还是说刻意小心不发出声音来，以免吵到一间空公寓里的什么人？我告诉你——要是你在你说的那个时间真的在那间公寓里的话——一定不是为了清理垃圾桶吧？”
“不是的。”
“那你根本就没进那间公寓了？”
“不对，我进去了。你总得让我把话讲完吧；我告诉你老胡弥在那里，而且他还偷了那支枪，这都是千真万确的。”
“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可以帮得上我们忙的事。我相信在欧赛大厦有个门房吧？”
“是的。”
“你相不相信，我们查问那位门房的时候，他说他不论是那个礼拜五，或是任何其他时候，都从来没在欧赛大厦里看过像死者那样的人呢？”
“也许没有吧，他是从后面楼梯上来的——”
“谁是从后面楼梯上去的？”
“胡弥先生。反正，他是由那里出去的，我看到他走出去。”
“你当时有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警方？”
“没有，怎么可能嘛？我又不在那里，我第二天就离职了——”
“第二天就离开了？”
“我在一个月前收到通知，没错，就是那个礼拜六离职。再说，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件事很重要。”
“显然是这样，有些人好像对什么事重要不重要有很奇怪的说法，不过现在却是非常重要了，”华特爵士冷冷地说，“你说你在停车场见到安士伟上尉，那里还有别的人可以证实你这个说法吗？”
“那里除了安士伟上尉本人之外，没有别的人。你为什么不去问他呢？”
法官包德金大人插进嘴来。“证人的这句话虽然不该说。”他相当严厉地说，“倒是很有道理。安士伟上尉现在有没有在法庭里？部分证词可能要靠他提供的资料——”
H。M。非常殷勤地站了起来。“庭上，安士伟上尉会以辩方的证人身份出庭。不用麻烦派人找他来，传票已经给了他很久很久了；我们会注意让他到这里来的，只不过我不确定他会不会情愿替他自己这边作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艾芙莲低声地问道，“你听到那个家伙自己说过他不会给传来做证人的。他想必早知道有传票给他的吧！到底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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