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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知道他真正在干什么。他跟另外两个人在斯德哥尔摩负责收集赃车。有些是他们白己偷的，其他的则是用很少的钱从别的窃贼那儿收购过来的。
然后他们把车子改头换面，让别人认不出来，再开到欧洲大陆，我想通常是波兰。收车的人付给他们的不是现金，而是别的东西，大多是珠宝或零散的宝石、钻石等等。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去年秋天．他以为自己很快就要成为百万富翁，为了夸耀，他罟然送了我一颗。但是这个生意根本不是他们出的点子。他们不过是下面的小角色，他那家公司不过是一个在斯德哥尔摩的分行，这是那笨蛋自己说的。那也是他为什么每个月必须来哥本哈根一趟的原因。他必须把他用车子换来的珠宝交给一个人，那人再给他现金。带钱过来的那个人同时也是负卖传话的。他是从巴黎、马德里或什么地方过来的。这方面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从没见过这个人。连奥洛夫松都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必须谨慎。他从不让我跟带钱过来的那个人碰头，他也从不告诉别人他住在哪儿。这点他非常小心，不让我卷进他的事业里。我想他是在为自己留一个后路，一个除了他之外没人知道的居所。事实上，我也从未将贝蒂尔介绍给任何人认识，当他在这里，我是指哥本哈根这间公寓时，我也不让任何人进来。谁也不准，包括警——”
那声音被切掉了。
“这录音机有点儿怪，”蒙松面不改色地说，“我跟丹麦人借的。”
当那女人的声音再度在录音带里出现时，听起来不太一样，但很难说出是哪里不同。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对了，如果不是贝蒂尔硬拖着我去了几趟马尔默，警察也不可能有机会找到我。他必须去那里跟他的合伙人会面，一个他唤作‘吉儿’或什么的可怜家伙。我想，他的名字应该是马尔姆。他也运送赃车，从斯德哥尔摩、西达特，或特利堡开过来．越过国界。这中间他就在某地的车库里将车重新上漆，配上假车牌。我去了马尔默四五次，泰半是出于好奇。每次都无聊得要死。他们坐在房里喝酒、吹牛，跟不同的所谓生意伙伴玩扑克牌，我就坐在角落打哈欠。贝蒂尔之所以要去那里，据我推测，应该是马尔姆没钱了，无法回到斯德哥尔摩。他所以会那么愚蠢拖着我同行，是因为他想不经意地在伙伴面前炫耀一下。你想……”
又一阵停顿。蒙松打个哈欠，将牙签换个位置。
“炫耀说他有女人？ 我的天！ 听着，贝蒂尔可不是那种……需要女人的人。说到女人，马尔姆是所谓斯德哥尔摩分行里唯一跟那一行有关的。我从未见过第三个合伙人。他们称他为‘西格’。我想他是负责卖弄假证照的。”
西格？ 马丁·贝克想，应该就是指恩斯特·西古德·卡尔松了。
又一阵沉默，但这次不是因为机械故障。那女人显然在想事情，而蒙松不论是在录音带里或是现在，都不发一语。
“你得知道，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不过，我很肯定事情应该就是这样。贝蒂尔那张嘴就是闭不起来，他跟马尔姆一起谈的事我也不可能听错。总之，打从去年夏天某个时候开始，每次我见到奥洛夫松，他管不住嘴巴的毛病更严重了。他开始说总部赚的利润高得不得了。每次来他都谈这些。说斯德哥尔摩分行做了所有的事，承担昕有的风险，利润却都被总部拿去了。但是他连他谈个不停的总部在哪儿都不知道。他说如果他和另外两个伙伴把生意接过来，自己经营斯德哥尔摩这边的分行，他们就赚翻了。我想最后他真的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十二月的时候他做了一件愚蠢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什么事？ ”
贡瓦尔问出声来，语调惊奇万分，好像七岁的小孩儿看儿童电影时的反应一样。
“就我所知，他跟踪那个拿钱给他的人。跟到哪里
我就不知道了，也许是巴黎，也许罗马。我想他早先已经查出这个信使通常都飞到哪儿，昕以在跟他见过面后．他就匆忙赶第一班飞机飞到那个地方等着，等信差出了机场，他就跟踪他。今年一月五号来我这里的时候，他非常粗暴，说他已经做过调查，他必须去法国，是的，那次他确实说了法国，但他也有可能是在说谎。他愿意的话，是很能说谎的。呃，总之，他要去欧洲大陆搞清楚情况到底如何。他还说他和马尔姆以及第三个伙伴，现在已经掌握有谈判的条件了，他相信他们的收入很快就会是三倍以上。我想他真的跑了那一趟，因为下一次他来的时候看起来非常紧张不安。他说总部已经同意派人来谈判了。他每次说话时用词遣字都是这样，好像谈的是一般生意一样。很奇怪的是，他对我也这样，虽然他明知我知道他干的是什么勾当。他二月六日来这儿。那天他至少出去了十趟，去查看那个谈判者是不是到旅馆找过他，因为我这里没有装电话。他暗示说这会是决定性的会谈，马尔姆在马尔默等他的消息。第二天，那天是星期三，大约三点的时候，我记得那是他那天第三次出门，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一切就这么停止了，结束了。”
“嗯，也许我们也该谈谈你跟他的关系。”
那女子的语气中没有一丁点儿迟疑。
“好的，我们之间有协议。我吃药，有时吸大麻，但是当我工作时，我固定服用西班牙的菲尼德灵锭片，或者辛帕提纳和仙特迷乐。两种都很棒，而且完全无害。但现在因为管得很严，这些药都很难弄到手，而且价格涨了五到十倍，我完全负担不起。我是在很偶然的机会下在尼黑文遇到奥洛夫松的，我就像平时问其他人一样，问他有没有这些药。结果他有货源，而我也有他想要的——一个没人知道的落脚处，每月两个晚上。起先我很犹豫，因为他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但后来我发现他对女人完全没兴趣，昕以事情就这样说定了。我们订了协议：那天晚上他可以住我那里，以后也可以每个月来住，时间可以稍微久一点儿。每次他来，就把我一个月用的药带来。后来他失踪了，我再也没药可吃。我跟你说过，黑市实在卖得太贵了，结果我的工作品质越来越差，效率越来越慢。
就这点而言，他被杀实在挺不幸的。”
蒙松伸手关掉录音机。
“嗯哼，”他说，“就是这样了。”
“妈的，这算什么？ ”科里贝尔说，“好像电台访问似的。”
“极为高明的盘问，”哈马尔说，“你怎能让她这样无所不谈的？ ”
“哦，一点儿也不难。”蒙松谦虚地回答。
“对不起，我能不能问一件事？ ”梅兰德用烟斗柄指着录音机说，“那女人为什么不主动跟警察联系？ ”
“她的记录不很干净，”蒙松说，“虽然其实也不严重，所以丹麦警方也懒得追究。此外，她对奥洛夫松毫不关心。”
“真是很棒的讯问。”哈马尔再度称赞。
“那其实是摘要。”蒙松说。
“这女人说得可靠吗？ ”贡瓦尔问道。
“绝对可信，”蒙松说，“更重要的是……”
他住口不说，等到其他人都安静下来才又开口。
“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已有证据证明，奥洛夫松于二月七日星期三下午三点离开他与……在哥本哈根的临时住所。他去跟某人见面。这个人很可能以要去跟马尔姆见面为借口，带他越过厄勒海峡，把他杀死，然后放到旧车里，最后连车带人推到海港里去。”
“对，”马丁·贝克说，“接下来的问题是，奥洛夫松是如何到工业港去的？ ”
“没错，我们知道那辆福特Prefect 不能开，因为引擎已经好几年没动了。我们也知道有人看到它停在那里一两天了，不过因为那里到处都是废车，没人想太多。那辆旧车就这样停着。”
“是谁安排的？ ”
“我想我们大概知道是谁安排的，”蒙松说，“是谁把车放在那里则比较难确定。简单说，很可能就是马尔姆，他当时在马尔默，可以用电话联络上。”
“好，那奥洛夫松到底是怎样去到工业港的？ ”哈马尔不耐烦地问道。
“坐船。”马丁·贝克说，像是自言自语。
“完全正确，”蒙松说，“如果他跟杀他的人在哥本哈根见面，这意味着他们一定是一起从哥本哈根去到马尔默，这条路只能搭船，除非你昏头了，或者是个长距离的游泳选手。”
“也可能是被运送到那里的。”科里贝尔说。
“对，但那似乎不可能。因为用船运送尸体是非法的，因此，奥洛夫松在渡过海峡时一定还活着，而且他们搭的一定是可以载车的船。就我们调查所知，杀奥洛夫松的人，手头一定有车可开，而且很可能车子是从哥本哈根带过去的。”
“我没听懂，”贡瓦尔说，“为什么他一定要有车？ ”
“等一等，”蒙松说，“我会很快地解释一遍。事情其实很清楚，奥洛夫松跟那个杀他的人在二月七日晚上一起从哥本哈根去到马尔默。我刚才想说的是，我是如何发现这个事实的。”
“你怎么发现的？ ”贡瓦尔问。
蒙松不耐耐烦地看了他一眼，说：
“如果凶手没在哥本哈根或在船上杀人，那他一定是在马尔默下的手。马尔默的什么地方？ 极可能是在工业港。他怎么去工业港？ 开车，因为天知道，除了开车，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到那里去。至于开什么车？ 当然是他从丹麦带过来的车了。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笨得在马尔默搭出租车或别的车过去的话，一定会被我们查出来。”
屋里又恢复宁静，大家全静静地看着蒙松。他将整个节奏减缓。
“因此我分两头进行。首先，我要两个手下去查二月七日下午及晚上的渡轮。一个在火车渡轮马尔默赫斯号工作的服务员，不仅认出奥洛夫松的相片，还能把和他同行的人相当仔细地描述出来。以这个为起点，我这两个手下又找出另外两位证人，一位是眼务员，另一位则是负责安排车辆及火车车厢在船上停放的海员。所以我们非常确定奥洛夫松今年二月七日从哥本哈根自由港搭火车渡轮到马尔默。他搭的是最后一班，渡轮九点四十五分离开哥本哈根，十一点十五分抵达马尔默。这是每天都有的船班，而且已经有好多年了。我们也知道奥洛夫松和某个人同行，那人的长相我待会儿描述。”
蒙松慢慢将牙签换个位置。他看着贡瓦尔，说：
“我们还知道他们两人都搭头等舱，他们坐在吸烟室里喝啤酒，吃了两个夹冷牛肉和乳酪的三明治，那跟奥洛夫松胃里剩下的一点儿残留物吻合。”
“显然他就是被那个害死的，”科里贝尔咕哝道，“瑞典火车上的三明治。”
哈马尔对他投来肃杀的眼光。
“我们甚至知道他们坐在哪张桌子。还有，他们开的是丹麦注册的福特车。进一步调查的结果，我们找到了那辆车，车身是淡蓝色的。”
“怎么可……”马丁·贝克开口，随即又闭上。
“当然，”他说，“车子是租来的。”
“完全正确。跟奥洛夫松在一起的那个人，懒得从天知道什么地方一路开车到哥本哈根，因此，他飞到卡斯图普后就去租车。他跟租车公司说他的名字是克拉瓦纳，他出示的是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