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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张之洞的业绩并不能因他所竭力维护的清王朝和纲常名教的衰落崩解而一笔抹杀。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被评论者的主观意愿并不是主要尺度，他的全部实践（其理论活动也包括在内）结历史贡献了什么，才是基本准绳。以此论之，本书传主留给后人的遗产可谓多矣。颇为显赫的物化形态的实绩且不论，单以观念形态的遗产而言，就相当丰富。如果要给作为思想家的张之洞在漫长曲折的中国文化史上定位，似乎可以这样说：
在中华文化从中古走向近代，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转型阶段，本书传主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为探求转型机制作了不懈的努力。他有足够的明智，意识到原封不动地保持“中学”是无效的，全盘拒斥“西学”也是迂腐的，于是他选择了会通中西的道路。这种“会通”的特点，是以中学为本位，将作为客体的西学的技艺部分从原有文化系统中离析出来，与作为主体的中学相结合，从而给中学带来应对世变的新活力。又由于本书传主身为朝廷重臣和儒教的忠实信徒，他对中学系统内已经因时代变迂而应予扬弃的部分（如三纲之类），却固守如仪；对西学系统内的政治伦理层面则坚决加以排异。这样，当政治变革和观念启蒙已势在必行的历史关头，本书传主就成为强悍的卫道者。总其全人，本书传主自脱离清流的壮年以后，即执著地力行“中体西用”文化路线，集能吏与儒臣于一身，兼开新与卫道于一体，其功在史，其过亦在史，其理论得失、思维教训值得人们深长回味。在本评传即将结束的时候，请允许我们稍稍离开本书的内容来表明这样一个观点，即“中体西用”是处在中西文化大交汇时期部分中国思想家所提出的一个口号，这个口号说到底是不科学的。今天，在我们评论中外文化的关系时，其科学的态度是既要批判地继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又要批判地学习一切有科学价值的各国人民的创造性成果，以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化建设事业。再用“中体西用”的概念来讨论中外文化的关系，就大大地落后后于我们的时代了。
①《张文襄公治鄂记》第54页。
①《洋务运动》（一），第121页。
②张盛藻奏折。《洋务运动》（二），第29页。
③倭仁奏折。《洋务运动》（二），第30页。
①《谭嗣同全集》第197页。
②《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三册第558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③《严复集》第一册，第48页。
①《严复集》第3册，第66页。
①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第7页。
②《欧阳萼致哀世凯书》，《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函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