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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的基本原则是：
巧战速胜。
当然这是个很不容易达成的目标。既如此，则宁可战法实际一点而速胜，也不愿战法细腻而久战。
拙在这里不是愚笨、笨拙，而是朴实、实际的意思。
原因就像是上文所议论般——战争的代价太高，打久了后果太严重了。所以，宁拙速，不巧久。
道理很简单：
仗打得越久，对国家越有利的事，可从没听说过。
司马懿拙速取孟达
三国时代，魏国大将司马懿奉命讨伐叛将孟达。
孟达性格反覆无常，是个十足投机分子。之前叛蜀投魏，现在又要叛魏投蜀。而在事情未爆开之前，早就有人给魏明帝通风报信，明帝立刻交办给司马懿，要他预作准备。
司马懿马上给孟达写了一封信，信上说：
“你当年从蜀来归，蜀国恨透了你，必欲杀你而后快；现在外面传说：你又要叛魏归蜀，我以为这应非事实才对！”
孟达看到信，以为朝廷还不怀疑他，对于举事日期也就迟不能定。
司马懿写这封信，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因为孟达远在一千二百里外的上庸，他要先稳住孟达，争取行军时间，而事实上，司马懿这封信也真的奏了效。孟达起事后八天，司马懿大军就已兵临城下。由于魏兵来得太快，孟达慌了，立刻向蜀国及吴国求救，司马懿也立刻反应，派出两支人马阻击蜀、吴二路援兵，并下达了不计代价的攻城令。一场大战下来，魏军虽伤亡虽重，但终究还是擒杀了孟达。
事后，有部属对司马懿的战术提出了疑问，司马懿回答道：
“孟达人虽少，但粮多，足足可撑上一年；我军人数是孟达四倍，但粮食只能吃一个月。打消耗战，我们是一比十的劣势，但打决战，我们是四比一的优势。四比一的优势足可以抵消一比十的劣势，所以只有不计代价，速战速决一途了！”
司马懿的策略完全正确，如果采包围的持久战，不但四比一的优势消失不说，还得面对一比十的劣势，这一来，麻烦就大了。在不可能巧速的情况下，他选择了以拙求速战略。
巧速是兵中善之善者也，极不易达到，但历史上还是有人以巧速取得胜利，最后得到天下的。这个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英主——唐太宗李世民。
第一部分第2篇 作战（2）
掌握战略制高点 李世民轻取天下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自杨玄感首先发难起兵后，各路英雄豪杰纷起。
炀帝大业十三年，李世民说动时任太原留守的老爸李渊，在太原起事。
这时候，造反的兵马已经有数十起，有的拥兵称霸，有的据地称王，大家砍杀成一团，彼此之间，互有消长。
只有李世民慧眼独具，把目光指向首都长安。
理由很简单：
（1）炀帝人在江南，这时打长安，不必和君王面对面，省掉不少以下犯上的伦理压力。
（2）长安地形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若能据有长安，进可攻，退可守，可先立于不败之地。
（3）炀帝已没人当回事，但长安还有太子留守，仍是形式上的权力中枢，可以此得“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便。
所以，在进兵长安的过程中，虽有隋将宋老生、屈突通的阻击，甚至途中还遇大雨被迫滞留，李渊吓得想退回山西老巢，以及可能与最有实力的李密产生冲突等问题，都被李世民一一化解。
几个月后，李世民拿下了长安。第二年即迫使隋恭帝退位，把李渊拱上了宝座，成了形式上的天下之主。由于快速地占据了战术及战略的制高点，李世民逐一削灭群雄，稳定了大唐江山。
李世民成功的关键在于直取长安的最高战略决策。事实上，在他拿下长安后，各路英雄还在互相攻伐；打了半天，“好汉”越来越少，留存的也越来越弱，等于自动帮大唐扫平障碍；最后“兵久而国不利”，全部被李世民轻松收拾掉。
明白了兵久而国不利之害后，就要避免打仗、常打仗、打长仗；而避免的方法就是“诡道欺敌”，“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达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战争的最高境界。
所以孙子强调“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可真是用心良苦了！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车食可足也。
真正懂得用兵之道的人，兵役、劳役只微调一次，粮草补给不超过三次。
古代人民除了向国家纳税外，每年还得替国家免费干活。当年隋炀帝开大运河，造龙舟，就是用的不给钱的劳工。由于劳役没完没了，把人民搞得苦不堪言。经常干白工也就罢了！要钱也需索无度；死要钱也就罢了，还要抓人去打仗；打仗也就罢了，又老打输；打输也就罢了，输了还打；这根本是把老百姓当蚂蚁踩。国家穷了，老百姓活不了，反正横竖是死，不如起来造反，说不定还有活命的机会。当老百姓拿命来玩的时候，通常也就是政权快完蛋，君主快玩完的时候了。
有鉴于此，孙子才会强调：役不再籍，粮不三载，以免把老百姓搞死、搞火，把国家搞穷，搞垮；一旦老百姓火了，国家垮了，不但后勤没了，仗自然也就打不下去了；这当然有违用兵之道了！
取用于国，就是在国内只取得基本需要后，因粮于敌。
因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依靠、凭藉。因粮于敌就是：在敌国就地取食。这种做法的好处是：
（1）减少国家的负担。
（2）降低对后勤补给的依赖，以免贻误战机。
（3）最重要的一点是：吃垮敌人。
能做到因粮于敌，就可以粮不三载，这样一来，军食问题就解决了。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
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竭，财竭则急于丘役。
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
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
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锺，当吾二十锺：葱秆一石，当吾二十石。
前面四段谈的都是战争对国家的伤害。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篇幅谈军费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牵扯太大，牵连太广；为了避免在胜负之前，先把自己的根本搞垮，一定要尽量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而最佳方法就是上文提到的：
因粮于敌。
为了强调因粮于敌的重要性，孙子特别在第五段中把因粮于敌的好处数据化。
因粮于敌一分，等于吃掉自家粮的二十分。如果双方的粮食以二十比一的数据消耗下去的话，光凭经济，不靠军事手段，就可以胜敌了。
军队之所以能拖垮国家的财政，主要来自于远程补给。
春秋时代的大政治家管仲说过：
“粟行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四百里，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五百里，则众有饥色。”
粟在这里，是粮食的通称。任何粮食，重量都不会轻，运输时一定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劳动力的来源就是牛、马。牛马大量被调去运输，就不能下田耕作；这一来农收就会减少。以此类推，运送的粮食越多，路程越远，对国内的农稼愈不利；农稼欠收，老百姓就穷；老百姓穷，国家就征不到税；征不到税，国家就垮了。
军队打仗，不可能一面打仗，一面耕作。在吃饭不能等的时效压力下，一定得就地征粮、取粮！这一来，愈近战场的地方，粮价就愈贵，愈贵则附近百姓愈要花更高的价格买粮。这一来，就搞穷了；一穷就没钱纳税；政府向老百姓收不到税，国家机器就会运作不下去；越收不到税，就越急着收税、征役（丘役的意思就是赋税、赋役）。不断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
国力弱了（力屈），财力竭了（财殚）；由外而及于内，最后连首善地区的富户也开始由富转贫。连锁反应下，军费的支出，占去了老百姓日常用度的七成。
老百姓如此，国家呢？也好不了！
战车损耗，战马疲弱（罢，古文同“疲”）。甲胄弓箭、器械盾牌、以牛为动力的大型辎重车，所有开销、补给加起来，占去国家总开销的六成。
把这些账算一算，就可以知道因粮于敌的重要性了。
所以，聪明的将领一定要尽量因粮于敌。吃掉敌人一锺粮，等于吃掉国内二十锺粮；因为从国内运粮至战地，拢拢总总成本加起来，成本将暴涨达二十倍。消耗掉敌人葱秆（可做马料，也可做燃料）一石，等于消耗我方葱秆二十石；这一来一回，不但大幅节省了后勤的花费，相对也削弱了敌人的力量。
故杀敌者，怒也。
让士卒奋勇杀死敌人最重要的动力，就是对敌人的愤怒与仇怨。
第一部分第2篇 作战（3）
田单以怒敌战术致敌
战国时代，田单守即墨孤城时，先是用反间计让燕惠王以骑劫代替乐毅，然后用各种不同方式激励城内居民同仇敌忾的士气；采用的就是“制造对敌人愤怒、仇怨”的方法。
田单对燕军放话：
“我们最怕的是，把割了鼻子的齐国俘虏摆在部队之前与我们对战，即墨就败了！”
笨蛋骑劫果然上当。即墨军民看见国人这种惨状，无不气得咬牙！为了怕战败被俘，个个死守阵地，燕军无功而还。
没多久，田单再出招，这一次是：
“我们最怕的是燕军挖城外即墨人的祖坟，一旦先人受辱，我们的士气就瓦解了！”
骑劫再度上当。即墨军民听到祖坟被刨，个个伤心落泪，纷纷求战，怒气提高了十倍。
强烈的杀敌诱因，加上田单以利诱之的策略，燕军开始放松了防备。最后田单在敌人不意的状态下，以火牛阵攻其无备，不但打败了燕军，还重建了濒临灭亡的齐国。
这是最佳的以怒杀敌策略。但也可以换个角度看，故意怒敌，也可以引来亡国灭种之祸。
金人减丁恶行怒敌而致亡
宋朝中叶以后，北方的金人逐渐崛起，经过不断杀掠征伐，建立了一个长江以北的大帝国。
当时的蒙古族就在金人的统治之下。由于蒙古人向来剽悍，让金人颇为忌惮，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残忍无比、又奇蠢无比的低招！
每三年，金人总会挑个时间，到蒙古人的部落里，大肆屠杀十六岁以上的男丁，见多少杀多少，这叫“减丁”。这一来，在蒙古人心中埋下了永世难忘的仇恨。风水轮流转，金人再强，总有转弱的一天；反之亦然，蒙古再弱，总有转强的一天。当蒙强金弱时，蒙古大汗窝阔台派出老弟大将拖雷挥军金国，蒙军铁蹄所至，无不残破，金人在经过无数残忍大屠杀后，终于亡国，一直熬了三百多年，才恢复了生机。
取敌之利者，货也。
夺取敌人财货的最佳诱因，就是重赏。
道理很简单，人性永远趋利避害，只要能重赏，就一定有勇夫；只要有勇夫，仗就好打了。
重赏求勇夫 刘秀昆阳大捷
东汉创业主刘秀，就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