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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不能不重视中国
记者：是的，我觉得整个上海现在的文明程度从浦东开发以来又得到了新的提升。在上海最近刚刚召开完财富论坛会议，您是负责组织会议的主要负责人。您觉得这次会议有哪些历史性的进展和成果，它会对未来美中的经贸交流和世界的经贸交流有什么样的帮助？
赵：美国《财富》杂志今年在上海举行了《全球财富论坛——上海1999》，中国方面我是主要的联络人，主办方还是美国《财富》杂志。这样的会议是全球性的，这次选择在中国并选择在浦东，这是经过美国方面深思熟虑的，也征求了世界很多包括外国大公司负责人的意见。这次会议有两个方面很突出：一是在形式方面，它的规模很大，出席人数超过了前四次全球论坛的总和，单记者就有600人，其中接近一半是外国记者。第二个特点是讨论的题目十分重要，是“中国未来50年”，这和您刚才所问的问题差不多。世界的跨国公司在选择它的利益时，它的着眼点是看全世界的，是在地球仪旁边来思考问题。而这20年来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平均GDP的增长率有9。7％，因此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不能不重视中国。而中国觉得自己的经济进步一定要靠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因此对这些跨国公司理所当然地持欢迎的态度。就这样，双方有这种相匹配的见解才促使了这次会议的成功。
中美之间不怕存在着什么重大的问题，关键是双方要有决心互相了解
记者：刚刚通过美中两国政府签订的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您认为WTO的通过对美中关系、中国改革，对双方经贸交往会有什么影响？在经济利益互相渗透的前提下，美中两国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赵：中国加入WTO当然会促进中美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发展，这毫无疑问。双方都认为中美签订双边的WTO协议是重要的，经过了13年才取得了这样的成果。13年的经验使我们有这样的见解：就是中美之间不怕存在着什么重大的问题，关键是双方要有决心互相了解，能够加强共识，能够着眼未来，才能够解决中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中美双边达成协议之后，中国进入WTO的道路就比较清楚了。中国现在要和欧盟谈，和其他国家谈，中国进入WTO是指日可待了。
文化的多元化是事实，这是不能回避的
记者：您觉得WTO协议的达成会促进美中关系的良性发展吗？
赵：我想一定是这样的。
记者：我们也关注到，实际上这个WTO协议的形成也是两国的领导人、两国人民、两国经贸界的交流的一个成果。在交流中由于文化的不同，好像也出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举个例子，当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因为克林顿是一个大个子，他用的话筒比较高，当江主席讲话时，他就弯下腰来给江泽民主席调整话筒。江泽民和朱基他们是一代不同以往的领导人，英语都比较不错，而且江泽民有时候又弹钢琴、朗诵古诗、背名言，他们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和美国领导人、外国领导人沟通。外边的观察家认为江泽民懂得和西方沟通的一些方式，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本事。
赵：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克林顿总统访问中国，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双方的人民和媒体所持的看法，这没有什么异议。克林顿总统亲自为江泽民主席调整话筒和演说台的高度，这一点中国观众的反应很好，认为这是很亲善、很友谊的表现。国家交往往往是领袖个人交往来促进的，所以领袖的魅力、风格对于这种交往的作用很大。江泽民主席在他担任国家主席职务之后，中国对外的交往、他对外的访问是很频繁的，也是很见效的。我想这都受到了被访国家和中国人民的支持。至于文化的区别，最近有很多讨论，如美国一位教授的关于东西文化冲突的书也译成了中文，各方面也有不同的反响、不同的见解。我个人认为，文化的多元化是事实，这是不能回避的。那么它是起促进的作用还是起阻力的作用？我想还是起促进作用为主，起阻力作用为次。因为不同的文化好像是不同的圆圈，它们有一部分是重合的一致的，有一部分是不重合的。不重合部分加起来，比所有的圆圈全部重合起来面积要大，只保留重合的部分，就丢掉了许多人类的财富。
关于跨国婚姻
记者：我们希望能够避免一些文化上的障碍，推动美中关系的良性交流。最近根据有关的资料统计，海峡两岸间的通婚已经形成了潮流，正式结婚的已经有5万多对。从太平洋两岸来看也出现了很新鲜的结婚的现象，20多年来中国人和美国人以及其他西方人通婚的现象应该是超过5万对的一两倍或者两三倍。最有意思的是最近美国前副总统奎尔，大概一两个月前访问上海，参加了他儿子的婚礼，他的儿子娶了一位上海姑娘做太太。从您个人的角度，您认为官方或是民间应该如何看待这种通婚？中国政府是支持还是反对还是很不高兴？我们漂亮的上海女孩、中国女孩儿嫁到西方去了，是不是民间的心里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赵：你说得很有意思。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和西方人通婚的例子很少，有一些早期的留学生和外国人结婚，那都是凤毛麟角，极个别的例子。最近20年来，这种现象多起来了。回忆1977年，有一位法国小姐和中国小伙子结婚，当时他们去有关部门登记，有关部门不知所措，这是怎么回事呀，觉得不能给他们登记。最后传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说这很自然嘛，应该准许登记呀。当时是这样的困难。在民间，很多人认为国际婚姻悲剧多，由于文化的差异也许会发生问题。比如中国人很喜欢储蓄，中国人的储蓄率在城市几乎是40％以上。美国人的储蓄率为1％，听说最近下降到0。5％。结婚之后，美国女孩子说咱们把一年的工资都花掉吧，咱们到巴黎玩一下，而中国小伙子会说我们要节省，我们还要买房子。中国政府现在有关于和外国人结婚的一个对婚姻法的补充条款，保证这样的自由。但要让他们严肃，要绝对避免重婚，不许隐瞒自己在本国有夫人或先生。政府是以法律来保证他们有婚姻的自由和质量。民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不赞成他的孩子和外国人结婚，当然也有人持无所谓的态度。我认为地球变小了，喷气式飞机变大了，飞得更快了，这种事情恐怕今后会更多。
美国国会的议员们是通过美国媒体来看中国的，他们应该到中国来
记者：下面换一个话题。听说您也认识基辛格先生。基辛格先生曾经强调过美中关系的个人交流。他认为应该加强民间大规模的交流，应该让西方世界更多地了解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如何让美国的政界朝野人士客观地了解中国的改革事业的进步，如何让美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中国是否在考虑应该建立一个民间形式的机制来推动这方面的工作？因为您主管这方面的工作，而新闻办公室主要是让外部世界了解中国，您是不是谈谈这方面的见解？
赵：美国国会和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交流以往是少了点儿，但是近些年有所改善。前两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派出了代表团，团长是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曾建徽先生，他带了一个有很多重要人物参加的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了美国国会，访问时间将近两周。据我所知，他和美国国会进行了多次座谈，也和媒体进行了接触，也有很激烈的争论。但是，这些争论都是有益的。因为，首先你要知道对方的观点，然后再提出自己的论据和找到共识之处，可以要求对方解释和说明。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障碍是台湾问题。WTO现在已经解决了，贸易逆差问题不能算大问题，还有对中国人权问题的一些指责等，都可以进行广泛的交流。
记者：我知道，我也会见了曾建徽先生。他说，交流比不交流要好得多。今后会不会再派遣第二个代表团呢？
赵：我想会不断派遣的，但是我特别希望美国国会的议员先生们，众院也好参院也好，也多到中国来。美国国会很多时候对中国内政发表看法，并且不断地通过一些对中国有所指责的提案。但是我想，投票反对中国的议员中，相当多的人对中国的了解是不够的，他们是通过美国媒体来看中国的。而美国媒体绝不像有人以为的是很清楚的平面镜来反映现实。我觉得，这面镜子有时是一个哈哈镜，虚像是变了形的。所以我想，中国问题是重要问题，中美关系又是重要的课题，他们应该到中国来，我们欢迎他们来。不仅中国全国人大欢迎，我们的政府也欢迎。所以中美交往应该有政府交往、国会交往、名人交往、民众交往、学者们的互相往来，还有媒体交往。我觉得媒体交往也很重要。据我个人的经验，凡是来过中国的人在临走的时候他会说一句话：“与我原来的想像不同。”是比原来想像的更坏了还是更好了呢？都说比原来的想像要好。
对美国国会议员要有所区分
记者：“百闻不如一见”，正常访问是一个方式。美国国会议员产生的方式实际上和中国大陆还是有相当大不同的。许多议员是由当地人选出来的，有的确实对国际事务了解不多。据我们的资料，大约有50％的国会议员没有护照，就是说他们没有到国外访问的经历。但是，大部分国会议员有时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我觉得其中大部分人是出于一种对人权的维护。主观愿望上是希望中国大陆能够不断地向着繁荣的、民主的、统一的方向走，老百姓能够不断享受更多的权利。
赵：恐怕我不能够完全同意你对美国国会议员的评价，说他们都希望中国享有民主、自由。我觉得对他们要有所区分，有的议员并非抱着善意和好感，甚至是先有了一个不好的结论，然后勉强地用政治观点来证明他对中国的错误论断。对于这样的议员，我们仍旧是欢迎他到中国来。这样就可以克服他们的一些偏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也就相当于美国的议员了，可以说几乎百分之百的人都有相当的国际知识和出国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