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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人心怀仇恨，时思报复，他小学时就常遭本省籍同学的围殴，常常是一人独战群雄，渐渐地在小圈子中结合起来共同对付外侮，如此就有了帮派的雏型。
“我爸爸送我到小学去读，我也是很高兴啊。那时候小学一年级。因为全班连我一共三个外省的，那另外两个下课后就常常被打，不敢反抗。而我的个性不喜欢人家这样对我，所以下完课班上有些人来打我，我们就大打出手。然后到后面演变成每天下完课，全班都来打我。每天打，下完课就打，再到后来就演变成整个年级的学生都统统一下完课，在那个教室外面的走廊，整个年级都来打，我就一直奋战。当时下课铃声对我来说，根本就是拳击台上，擂台上的那个铃声。每下完一堂课，就是一场拳击赛。我从小这样打上来，我的实战经验太丰富了。但是我有我的原则，我从不会去招惹别人，我也不会欺负任何人，但我就是不愿意人家欺负我，我个性就是这样。”
据传说，陈启礼为人仗义，勇猛顽强，很有领袖风范，因而受到黑白两道的敬重，当时他一句话可以平息一场黑道纷争，而警方也对他敬畏三分，并经常有求于他，所以有种说法，说他既是竹联帮的教父，也是整个台湾的教父。
“台北的近郊有一个叫‘中永和’的郊区，当时人口不多，当然现在人口多起来了。竹联帮在那边只是一个小小的帮派。我们当然要把整个那一个地区的全部都统一起来，然后再进入台北，再进到全台湾。以武力来说那是最凶悍的时代，到江南案之前力量最大，别的帮派对我们都是没有办法的。那个时候也团结，再加上跟全台湾每个角头全部都很好，大家都是朋友，所以等于说在那个时候力量最大，整个全台湾都通嘛，因为全部都好。”
几十年来，台湾政府虽然不断开展扫黑行动，但是陈启礼总是有相应的方法来应对，结果竹联帮的势力反而越来越大。据陈启礼估计，竹联帮的成员累计至少有10多万人，号称“天下第一帮”。
“在我年轻的时候，尽量是精兵制度。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打天下，打天下的时候，我们要跟所有的去拼斗，所以我们就采用精兵制度。而且大家平时在一起，都是不停地拼杀上来，我们彼此的默契非常好。可是到了后面的时候，因为政府当然一直拿我们作对象，所以我就发现这种精兵制度或这种比较严密精简的组织，其实非常容易破获。岛那么小，如果你用一种严密的组织，彼此都很清楚精兵制度，他一破获就全部破获，他马上知道是哪些人。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个组织在台湾的特殊环境之下应该是松散的，就像那个被吃的昆虫一样，一次繁衍很多，要一直繁衍，这样子他根本没有办法扑灭你。所以我就跟现在那个黄少岑，说要把细胞分裂。他带人也带得很有经验，我们当然很有默契。我一讲细胞分裂播种，他就把人松散。松散的时候，竹联帮一个堂真的很大。在台湾通常一个最大的角头大概才一两百人。一般的角头有的差不多二三十个人，有的是四五十人，最多的也就是这样。可是竹联帮的一个堂就会到几千个人。”
对于现在外界仍然把他看作是竹联帮的“精神领袖”，陈启礼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其实从32岁那年起，他就已经离开竹联帮，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了。陈启礼身边的朋友，也大多附和他的这种说法。
台湾商人黄朝晴与陈启礼共事多年，“陈董事长现在台湾那边的事情他从来不管，好像以前是台湾教父，虽然是没有人这么再称呼他，但是实际上在台湾他就是有这个分量。人家说他以前是黑道枭雄，但在这里你根本就感觉不出来了，但是你也知道从他的谈吐上有一代宗师的那种风范。我觉得他这个人，或许他佛学的书看多了还是怎么样，心整个都变了，变得很慈善。”
第三部分江湖往事——金边访陈启礼（3）
三次沉浮饱经沧桑
金边华人圈中关于陈启礼的说法很多都相互矛盾，有传闻说他曾经在这里走私军火，但也有人说他完全脱离了黑帮，现在跟柬埔寨的台商一起合作投资一些正当的生意。在柬埔寨的生活，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但是陈启礼也要应付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危机。
1999年他在接受台湾电视台采访时，公开展示了一批枪械，随后他被柬埔寨当局逮捕，并被控以私藏枪支罪而入狱一年多。在狱里的时候他中了风。“我在里面的时候接到我爸爸生病的消息，因为我爸已经八十七岁，这种年龄生病我也知道意味着什么，所以晚上睡觉就想到爸爸从小带着我的各种情形，没办法睡啊。几天以后我就跟小孟说，我说我再想的话一定会中风，才讲完好像两天就中风。”
在陈启礼一生的经历中，这是他第三次入狱，第一次入狱是34年前。1970年7月，外号“赌博郎中”的竹联帮成员陈仁，据传私吞大量钱财，并请求警方保护，竹联帮决定惩处陈仁的“叛帮”行为，结果陈仁在警方的严密保护之下，在西门町闹市区被砍死，事件轰动全岛。凶手张如虹被捕后，指称是陈启礼下达的命令，陈启礼随后被捕，在绿岛监狱服刑5年半。这次的入狱事实上对陈启礼来说很‘冤枉’！
“其实是张如虹在杀人之前，他有打电话到我家。打到我家的时候，我家里面就有人跟他说，动。张如虹就把陈仁杀了。杀了那个时候就很轰动，因为陈仁请求警方保护，三个刑警在旁边他还被杀。这样报纸就登得不得了，就说什么我跟警方挑战，把这个事情渲染得很厉害。其实那个时候我不在家。家里面说“动”的那个人是吴敦，因为那个时候他读政工干校，礼拜天他放假，他就跑到我家里看我，结果我不在家。当时还有个叫汪培林的也在我家里。他们两个就在那边聊天等我回来。后来张如虹打电话来，他跟吴敦还比较熟，这个时候汪培林接的电话，可能吴敦不知道是谁接的电话，一接，他们就说“动”，接着好像不知道是另外一个抓着电话就说“动”，两个人都说“动”。所以那个张如虹他当然以为是我，其实我不在，结果这是隔了十几二十年后才知道。”
陈启礼的“教父”形象在我们面前慢慢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物，我们感觉自己正在逐渐接近某个谜语的核心，关于竹联帮，关于江南案，也关于陈启礼本人。
1984年发生的“江南案”，至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江南”原名叫刘宜良，关于他的被杀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本身是台湾情报系统的特工，后来被发现他还是大陆和美国FBI的间谍。另一种说法是，因为他写作的《蒋经国传》丑化了“国家元首”，因此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委托竹联帮对他进行制裁。1984年10月15日，陈启礼带领竹联帮成员“鬼见愁”吴敦和“小董”董桂森，在美国江南自家的车库中枪杀了江南。
在一般人看来，陈启礼的名字是与江南案密不可分的。以陈启礼当时极高的江湖地位，完全没有必要亲自出马，但是强烈的使命感，还有为了避免滥杀他人，最后促成陈启礼决定自己带人去执行暗杀任务。事件已经过去差不多二十年，作为当年最主要的当事人，陈启礼谈起那段往事并不避讳。
“我当时一点都没有觉得我是在对蒋经国‘忠’，因为我觉得在我们那个时候，一个国家征召我去做，我就去做，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好像那就是一个国民应尽的义务而已，我根本没有想到我这个是为谁做，我没有那么想。”
“情报局在找到我之前有过三次，但他们都没有成功。他们就给了我资料，连刘宜良他每天走的两条路线都标得清清楚楚。我观察他住的社区很大，他家是在最后一家。而且他家后面是一个悬崖，底下就是太平洋。因为没办法侦察，所以后来我就从社区外面找，后来找到发现这边是一个悬崖，我就从这个悬崖一路过去，一直从悬崖爬，看到正好有一个洞，从那个洞看他家一清二楚，后来我们就每天在那个洞这样看，天天观察他的生活作息。他跟他太太形影不离的，一天里面只有早上他们不在一起，因为那时候天气冷，他必须到车库里面去热车，只有那个时间他跟他太太下去，然后他太太上来去为小孩子准备上学。这个当中只有那么大概半小时，或者二三十分钟。我们这样侦察了12天，真正动手是吴敦跟董桂森，就他们两个去，我只是去侦察这些，因为我毕竟要确定那个时候只有刘宜良一个人。当时有的报道说开了两枪，有的说开了三枪，其实都不是，是吴敦他开了一枪，一枪刘宜良就毙命了，然后董桂森上去对肚子就补两枪，就是这样。”
“情报局事后给过我费用，但我不要，我去跟他讲，我说我又不是杀人凶手，又不是职业凶手，我拿你钱干什么？当时他们给我钱的时候，钱是包起来的，我不要，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但是他们也有给吴敦跟董桂森，他们给他们两个好像是一人两万块吧，但他们两个也都不要。”
江南案发生后，情报局与竹联帮的关系被曝光，情报局局长汪希苓被逮捕，台湾政府同时展开“一清专案”行动，抓捕了三千多名竹联帮成员，陈启礼被判处终身监禁，后来减刑到6年半，至今江南案幕后的主脑究竟是谁一直也没有真正的答案。“这个事情当然不可能是汪希苓本人的意图。汪希苓你接触他就知道他是很优秀的，而且他的为人也很好，他非常的忠，他对蒋家的忠诚是不用去怀疑，所以说他背后的人是谁，只有问他了，他也一定带进棺材里面。”
塔子山是神话故事中金边这座城市的由来，也是金边市的象征，山上树木郁郁葱葱，一条条小路纵横交错，回想那段改变自己人生的往事，陈启礼的内心似乎也充满矛盾。
“江南案，我关在里面的时候，有些人替我叫冤、抱怨，讲良心话我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冤枉，因为取人的性命这个是一件非常罪大恶极的事，所以在事发前，我早就讲得很清楚，我来扛这个事情。他们也跟我说扛了就是死刑，死刑我也会很坦然地接受，因为我觉得最好是这样，把我打枪打掉算了。”
第三部分江湖往事——金边访陈启礼（4）
一心向善梦回故乡
天灾人祸在柬埔寨似乎一直就没有间断过，来柬埔寨7年，陈启礼经常牵头举办一些赈灾活动。农历春节快到了，他又组织了几家台商以及台湾医院到金边市郊的一个县赈济当地贫民。陈启礼告诉我们，这次赈灾一共安排为300户人家提供粮食和衣服，为400户人家提供义诊，他并且还邀请了柬埔寨总理办公室的主任，以及当地政府官员一起来参加活动。
善恶由人评论，世间自有公道，人们对陈启礼的评价来自于他自己的所作所为，而非流言蜚语，“自从我们认识陈启礼先生以来，就觉得他非常地关心他人，譬如说对于老人和小孩，他都是非常照顾的，这是我们认识他以后所观察和了解到的。以赈灾为例，大家就觉得在这里面就体现了陈启礼先生的仁心。”
“这里打了三十年内战，再加上雨季的时候受灾户面积很大，那受灾户多，旱季的时候也